周总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资料图）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四届人大）是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筹备时间最长的一次代表大会。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的，根据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为四年（1975年后宪法将任期改为五年）。四届人大本来应在1968年底或1969年初召开。但是，那时正值“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秩序被严重打乱，使得当时不可能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从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四届人大的筹备几经波折，实属来之不易。
第一次计划于1970年9月召开：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暴露出来的问题而推迟 1970年3月8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8日晚上，受毛泽东委派，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他的意见。与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主要有：（一）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二）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三）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稿，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
3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3月17日至20日，在由中央及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也有些人仍希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还商定在近期内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委托叶群将有关情况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后，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去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林彪意见，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他还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4月30日，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争。随后一个阶段，中央为此做了大量宣传和应对工作，四届人大会议的筹备进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7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的指示，审议《中央准备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工作计划（送审稿）》。工作计划包括：（一）建议成立由毛泽东、林彪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二）7月11日至8月20日，完成宪法修改的准备工作，讨论通过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同时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等文件；（三）8月21日至28日，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四）9月15日至24日，召开四届人大会议。次日，将工作计划稿分别报送毛泽东、林彪。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8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9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8月13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吴法宪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通过黄永胜将情况报告了林彪。
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一伙通过称颂毛泽东为“天才”的办法，借以吹捧林彪，鼓吹要设国家主席，想以此达到其夺权的目的。8月24日，陈伯达在华北组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定的《论天才》的材料，煽动华北组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指出了他们在庐山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阴谋和野心，指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而挫败了林彪集团向党发起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进攻。为此，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9月10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尽管公报公布了要召开四届人大，但是，由于庐山会议上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被搁置起来。
林彪与吴法宪等四大金刚合影（资料图） 第二次计划于1971年国庆节后召开：因“九一三事件”推迟 庐山会议后，除对陈伯达的批评外，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被毛泽东批评。同时，毛泽东还采取了“甩石头”“掺沙子”等做法，改组北京军区等措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以制衡日益膨胀的林彪集团势力。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发出后，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结束后，国内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8月12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关于四届人大召开的时间，毛泽东提出可以在国庆节后。当天晚上，周恩来立刻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会期安排在国庆节后，并拟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各项筹备工作。
8月14日，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经过近一年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从大量的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以此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的20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当地主要领导人谈话。他每到一处，都谈到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了庐山会议的问题。许多话都讲得很坦率，也很尖锐。
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
对林彪、林立果等秘密策划的狠毒计划，毛泽东此时虽一无所知，但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他对身边的许多可疑迹象已有警觉。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在上海只停留了一晚，而且没有下车。第二天上午，他在车上会见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想一起上车，被警卫人员拦住。中午，毛泽东突然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专列随即离沪北上，一路不停留，经过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天津各站，在12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9月11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当时，中央仍在按原定工作部署，积极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从9月6日起，周恩来每天都在人民大会堂里主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10日，在对报告稿又作了一次修改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诉他：已写出初稿，拟从11日起，由政治局确定几名成员以10天时间改好送审。信中还就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等事作了请示。毛泽东阅后批道：“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显然，毛泽东对中央的人事调整已有所考虑。
9月12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22时许，他接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紧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计向北逃往国外。
9月13日凌晨1时50分，林彪一伙搭乘的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的叛国面目终于彻底暴露。林彪叛逃事件和他们策动的政变计划被称为“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突然引起国内太大震动，中共中央没有立刻公开宣布这件事，暂时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于9月18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28日，扩大传达范围到地、师一级。
国庆过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深入揭发林彪一伙的阴谋和罪行，清查与之有牵连的人和事；有步骤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国内局势、特别是军队的稳定。原计划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自然延迟下来。
第三次计划于1973年国庆节后召开：又因多种因素推迟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全党尽可能稳妥地处理事件遗留的一些紧迫的重大问题。1971年10月以后，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传达到基层，按照毛泽东的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林彪事件对全党全国的震撼是巨大的。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也陆续召开“批林整风”会议。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须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做出正式决定，中共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也急需修改。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1974年举行。但由于发生了林彪事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这样，四届人大的召开便排不上日程。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但一批众望所归的老同志入选，也客观反映了党内
健康力量的增强。
1973年8月底，中共十大闭幕后，因林彪事件而一再推迟召开的四届人大的问题重新提上工作日程。
中共十大闭幕不久，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举行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商定：（一）发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有关代表名额的调整，由中央指定的组织工作小组负责处理。（二）关于修改宪法草案工作，拟选几个重点单位试做修改。（三）会议还决定，为加紧筹备工作，在政治局内成立组织小组、宪法修改小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等三个小组。组织小组由王洪文任组长，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吴德、汪东兴为组员，负责审查全部人事组成名单；宪法修改小组，康生任组长，张春桥为代组长，江青、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为组员，负责宪法的修改、整理工作；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恩来任组长，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华国锋为组员，负责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先于近期提出报告要点大纲。以上三组工作，均需在10月5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把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
10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
10月22日，公安部部长李震不明原因身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在当时的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受到影响。
应当说，通过十大，“四人帮”攫取了党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对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垂涎已久。尤其在王洪文担任了四届人大筹备小组组长后，更是图谋要完全由他们来“组阁”。
然而，江青一伙也知道，要实现由他们来“组阁”，横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障碍就是周恩来。换言之，要实现他们的“组阁”图谋，必须彻底扳倒周恩来。由此，江青一伙绞尽脑汁，开始了旨在打倒周恩来的一系列动作。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的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工人
体育馆，江青等人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又被推迟。
1975年1月：间隔10年的四届人大终于召开 十大之后，毛泽东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一直惦记着延迟多年的四届人大。国庆节后，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在武汉的毛泽东报告说：“10月3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当天下午，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一项重要决定。
此时的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也病势日重，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对今后全国的大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这是对江青一伙“组阁”计划的致命打击，是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
在离开武汉前夕，毛泽东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1974年10月11日）。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他希望全国上下不再发生大的变故，特别是中央内部应该团结一致，以便在近期顺利地召开四届人大。
中央《通知》发出的第二天夜里，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他刚到长沙不久，就发生了江青等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道，提出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想通过“风庆轮事件”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对江青的蓄意挑衅，周恩来、邓小平不予理睬。
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密谋。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力图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8日上午，王洪文飞赴长沙。他一见到毛泽东，便称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他按照同江青等商量好的口径，诬告北京现在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听王洪文讲完后，毛泽东立刻严厉地批评道，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便返回北京。
20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
江青等人的“组阁”图谋没有成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执行毛泽东10月20日的指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已阅。同意”。
12月下旬，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下，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都已完成。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带着名单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尽管医务人员认为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已不宜作这样的远行，但周恩来还是强撑着重病之身，在12月23日下午坐飞机抵达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24日，在毛泽东的住地，周恩来、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从这天起到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
1975年1月8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全会闭幕时，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
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修改宪法；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人员。这次会议取得两个方面的重要成果。一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二是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粉碎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2月初，在长沙的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有关国务院副总理分工的报告。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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