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红黄的湿晕，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张爱玲《金锁记》
这是个好的故事。曹氏家族百年的工商业经历极尽曲折，同时又与建国60周年的时代轨迹非常吻合。
曹氏先祖在上海创立基业，曹文锦先生1949年之后离开大陆在香港始建大南轮船公司(万邦航运前身)，业务相继扩展至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2000年后，重返大陆，目前大陆业务占到万邦的五分之一。曹氏久离故土，在大陆声名未著，其实与包玉刚、李嘉诚等多有交往合作，于东南亚久享盛名。像曹家这样，商业气脉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在海外得以接续乃至光大的，不在少数。全球商界中的特殊称谓—“
华商”，正是被这群人塑造出来的。
现在，我们先回到60年前。
出走
1948年，为抑制世所罕见的通货膨胀，蒋经国前往上海“打老虎”，悉令在沪富商巨贾乃至平民百姓以黄金白银外汇等换取国民政府新发行之金圆券。蒋公子确有雄心壮志，为立威信也曾大开杀戒，无奈国民党内部裙带相连官商难分，牵一发动全身，不了了之。
在时年23岁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曹文锦看来，蒋氏改革实为上海民间工商业浩劫。曹文锦确有胆识，不顾禁令，将家族产业中的部分资金(美元)转往香港。此举为曹氏日后得以在海外立足之关键。
曹氏从商可追溯至曹文锦之祖父曹华章。20世纪初，为脱家庭贫困，曹华章倾全力购置一只小木船，于黄浦江上接送外轮水手。当时江边码头极少，且沿岸水浅，大型外轮无法靠岸，因此曹华章生意繁忙。曹文锦曾在其自述中写道：“浩渺的黄浦江，历来变化无常，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则风高浪急……特别是夜晚，常常是风急浪险，行船很危险。但为了生活，祖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晚都要披星戴月，或者顶着风霜雨雪，驾着那一叶扁舟，穿梭于外轮和码头之间，迎来送往。”到了夏季，燠热天气中，曹华章还要不时给小船一遍遍刷桐油，辛苦备至。
惟其辛苦，曹华章始能购置第二条第三条乃至更多木船，业务由接送水手改为接运货物，渐渐有了本身的码头、储运仓库和卡车。曹文锦之父曹隐云出生时，家道已臻小康。曹隐云因此受到良好
教育，后入上海一家英人所办卜内西洋碱公司学习进出口生意，由见习生升至高级经理。1925年曹文锦出生时，“曹宝记”运输公司业务已遍及长江沿岸，其父曹隐云工作之余又在租界内开设了一家“中国劝业
银行”，其母吴娱萱则于南京路开办“天宝成银楼”，员工70余人。浦东曹氏，渐成望族。
在曹文锦早年的记忆中，军阀混战、北伐、国共相争、抗日、内战无时或已。曹家生意兴隆，却也总感朝不保夕。所幸直到1945年曹文锦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其学业未曾中断。抗日战争之前，由于曹隐云与权贵多有结交，如唐生明(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唐生智胞弟)等，生意未受多少影响。日本侵占上海之后，曹家在租界内的银行、珠宝店得以幸存，租界外“曹宝记”则一蹶不振，卡车、船只尽数被日本人强占。及至汪伪政府成立，在上海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券，以原法币2元换1元，百姓财产为之减半。兼之物资奇缺，
民生维艰。汪伪特务与国民党军统“锄奸队”在上海互以对方银行为目标滥杀无辜，曹家银行也惶惶不可终日。
抗战胜利前数月，大学毕业的曹文锦按父母意愿，全面学习运输、银行、进出口生意，以备将来接掌家族产业。每天一早，曹文锦到一家银行学习业务，下午则赶往瑞士人开的达昌洋行学习进出口贸易，晚上尚需与祖父运输公司的伙计们吃饭，了解航运知识。当时物价飞涨，银行成天被挤兑者充满，曹文锦一月工资仅够买几个西瓜。曹以之为做生意必经之历练，不以为苦。
胜利后，300元储备券兑回1元法币，有存款者复受其苦。1946年，国民党财政部关闭了一批民营银行，曹氏亦在其中。其时曹隐云的进出口生意颇有起色，在广州、福州、青岛、天津等地均有分公司。因为进口业务常需在香港办理进口证，曹文锦被父亲派驻香港，在中环毕打行开了分公司。
两年后，曹隐云得知儿子把母亲经营的珠宝全部换成10万美元转移到香港银行，大惊失色：“让人家知道，是要杀头的啊。”“事情是我办的，”曹文锦说，“要枪毙也是枪毙我。你们害怕，就带着弟弟妹妹去香港吧。”
权衡之后，留曹文锦与新婚妻子在大陆照顾生意，曹隐云携家赴港。蒋经国“打老虎”惊动了孔祥熙，草草收场。随后解放军进攻上海，当初300万元法币兑1元的金圆券一文不值，曹文锦暗自庆幸。但分公司的伙计担心时局变化后本身一无所有，都抓紧手中物资不放，曹这个少东家已调动不灵。在家人催促下，上海解放前，曹文锦也投奔香港。他打算暂住数月后返回上海，因为他觉得“无论哪个政权，都不能没有贸易，没有运输，共产党也不例外”。基于此，曹氏在上海的
股票、
地产都未撤走，以待局势稳定后重张旗鼓。“可是，”曹文锦在自述中写道，“我完全没想到，国内局势一直动荡不安，我家在大陆的财产，全部化为乌有。”
创业 在曹文锦记忆中，大陆经济对香港冲击最大的一次，莫过于1949年。大陆的地主富商乃至国民党残兵败将纷纷涌至香港，原来80万的人口登时翻了一倍，衣食住行皆成困难。
曹氏因有分公司在港，且有曹文锦转出的10万美元，境况本来较好。但随着大陆的叔伯和曹的姻亲、广州、香港分公司职员及其家属前来投奔，人满为患，储物仓库腾出来住人亦不敷使用。晚上起来方便，不小心就会踩到别人身上。曹氏在上海锦衣玉食非常讲究，现在每餐饭菜用大盆大桶端将上来，竟也甘之如饴。曹文锦晚年仍有速食的习惯，即为这段生活之影响，动作稍慢，盆尽桶空矣。
眼看就要坐吃山空，曹文锦与父母商量还得做生意。香港骤集巨量人口，房地产自然是好买卖，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曹家不敢再染指。最后决定，还从进出口贸易着手。
曹文锦去信天津分公司，打听有无生意可做。对方回信说，由于经济封锁，大陆土特产运不出来，急需的汽油、橡胶等化工产品也运不进去，因此在山东石岛开放了一个小港口，如有化工产品，可运来此地。曹文锦从朋友处求得一批货，凑钱租了一条小轮船，将货运往山东。
大陆没有外汇，只能以货易货，换回猪鬃、桐油、大豆等土特产，然后在香港卖出。为寻销路，曹文锦去了一趟日本，发现由于联合国对日本经济制裁，其国内食品严重匮乏，对作主食的豆类需求极大。同时，日本战后所遗钢材、化工产品很多。曹文锦决定把从大陆换回的土特产运往日本，换取其工业产品，然后再至山东易货，如是循环。轮船从香港至山东，再到日本，最后回到香港，需时三个月，因无法通讯，曹家人与轮船伙计之家属整天提心吊胆，也只能听天由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英美等国对中国实行全面 禁 运，大陆于钢铁、汽 油、轮 胎、医 药 医 疗 器 械等物求之若渴，其价倍昂。此时曹手中刚好有从日本运来的一批货，只苦于香港也遭禁运，腾挪不得。曹氏国内各分公司均来信说政府要他们协助寻找货源，“只要把急需之物资运进大陆，价钱贵些没关系，又可立一大功。”
曹文锦发现，葡萄牙并未参与对中国之禁运，于是将货物运至澳门，再转入大陆。曹所得利润可观。分公司催货电报络绎不绝，曹一面到日本进货，一面用赚得利润中40万港元买了一条1200吨的旧货轮。此船造于1908年，较曹之年龄尚长近20岁，但用当其时，功莫大焉。曹与其合伙人为公司起名“大南”。
大陆需求愈加旺盛，“大南”决定贷款再购进一条货轮。曹说，当时的汇 丰 银 行有规定，香港船东贷款，必须通过外国船务公司。为贷款，曹受尽洋人之气，索性息了此念，自筹98万港元买入第二条旧货轮。“大南”以工业品从大陆换回粮食、油料，然后销往日本、东南亚。朝鲜战争成就了曹的公司。
世事无常。战争尚未结束，大陆“三 反”、“五 反”运动次第展开。曹在国内的各家分公司均以“发国难财牟取暴利”受到批判，除被勒令吐出利润外，又加数倍罚款。“我们真是想不通，”曹在自述中写道，“当
时政府急需这些物资，要我们不惜任何代价把货物运回大陆，说什么只要把这些物资运回去，就立了大功。如今战争结束了，我们过去的功劳变成了罪状。这怎么让人服气?”天津分公司的经理被绑在柱子上，“五反”干部用枪指着要他交待几年来每笔生意的盈利。交待获得通过，则须照数退款并 缴 纳 罚 款，否则“立 即 枪 毙”。
分公司的求救电报纷至沓来，“我要死了，快汇钱来救救我”，“再不 汇 钱来，我们就没命了”。曹文锦欲哭无泪。为部属纾难义不容辞，然数目来源青年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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