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文物案 李玉臻先生在山西省法院系统任职多年，曾担任省高院院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在《张伯驹身世钩沉》（三晋出版社，2013）中探讨张伯驹捐献所藏文物的原因时，提到自己“过手”的两起文物官司。一件是徐继畬后裔起诉三晋
文化研究会案。1989年，徐继畬玄孙女徐惠云，以给现金两万元，解决两个外孙的农转非户口、工作为条件，将家传文物资料33种297件，捐赠给了三晋文化研究会。徐惠云获得了两万元，但外孙的户口与工作问题，却未能落实。徐惠云1997年抱憾去世。1999年夏，徐家后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未能胜诉。县里的理由也很充分：东西又没有捐给我们，凭什么让我们解决户口和工作，谁拿了你的东西你找谁去。
另一案例是王良石诉闻喜县政府案。原告称，1959年，县政府借了其家藏的杨深秀画屏等文物18件，筹备国庆十周年展览，后一直未归还。原告有借条，有政府经手人亲笔证词。省高院判令文物归还原主。闻喜县政府提请再审时，引用了最高法院的一段司法解释，大意是，文物处理问题，应依靠当地党委和群众，动员当事人将重要的历史文物和资料捐献给国家，国家给予一定的物质报酬和精神鼓励；如不愿献，可以参照“关于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若干政策问题”有关规定，判决由国家收购。
此案胶着数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系在我国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纠纷，此类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以驳回原告起诉为终结。
李玉臻呼吁，“国家文博机关向民间征集文物，……务须持有者自愿，视品级论价，给予合理报酬。……如果凭借行政权势，强行夺取民间收藏，必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言外之意，对这两件案件的结果，似有些遗憾。他在书中明确提到，后一起案件审理过程中，“县政府联络所在地区人大代表，在省人代会期间向省高院提出质询。那一年省人代会通过高院工作报告时，反对票显著上升。”“各级法院面临大抵相似问题，每为争取赞成票所累。”这几句话，耐人寻味。
书中没有提到王家是否还有后续动作。网上也没有搜到更新的消息。然则，王家就此偃旗息鼓，家藏的文物，就这样归公了？
明明应该赢的案子，却输了。别说原告想不通，连高院院长都觉得意犹未尽。
作为旁观者，读到这里，忍不住突发奇想：既然法院不受理，俟展出时，径自取走可也。有借据为凭嘛！
芬利谈苏格拉底之死
晏绍祥在《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中，介绍了古史名家芬利对苏格拉底之死的研究。芬利认为，关于此案的传世文献不足采信，因此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历史背景。第一个，是雅典刚刚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和三十僭主的统治，民主制度受到沉重打击。三十僭主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屠杀了无辜的1500名公民。三十僭主的首要领袖克里提阿斯、重要成员查尔米德斯，都出自苏格拉底门下。第二个原因是公元前415年的渎神案，一帮贵族青年在家中亵渎厄琉西斯秘仪；同时，雅典城内所有的赫尔墨斯神像在一夜之间被毁，使雅典陷入恐慌之中。而渎神案的主要人物阿克基比阿德斯，据说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雅典人认为自己的传统信仰受到了挑战，遂以不信神灵、败坏青年的罪名控告了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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