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华健冲向学员王思远，给他拥抱。他觉得年轻音乐人应该认清自己的能力，遇到低潮期，也不能只在家哭、“摔玩具”。 （CFP/图） 故意给李宗盛听到，故意给齐豫听到
我们那一代创作人刚入行的时候，也觉得出头很难，你写了一首歌，该拿给谁听？当时唱片业内的人都喜欢去一家餐厅聊天喝咖啡。我就在那边唱歌。李宗盛常常跑到餐厅里面找其他圈内人，“我要打麻将，差一个，谁来？”他来了，我就唱大声一点、认真一点，给他卡带听。这样他就介绍我到滚石。
在滚石的时候，我先是以助理身份，莫名其妙写了一两首歌就自己唱了，然后故意每天在那边放。那时候我们制作部有个房间里，有张桌子，后面就是音响。那时候齐豫每次过来串门子，我就假装弄卡带，开始放。她问这是谁唱的，我说我唱的，刚写的歌，她说，你的声音可以去唱广告歌，我就这样去唱广告歌。后来整个一年半时间，我都在唱广告歌，几乎那阵子台湾所有的产品我都唱过，除了女性用品—那是齐豫唱的。
后来整个行业转变，你可以随时把作品摆到网上，我觉得年轻人幸福多了。可是当这个网站上已经出现了几万首歌的时候，谁会找到你的那一首？于是又兜回了我们那个年代的老路子：跑酒吧。
电脑出现后，做音乐变成了一件不遥远的事，想要个鼓就有鼓，想要个电吉他就有电吉他，每个人都可以写歌了。这时候你要再想出头，你的歌当然要很好听，或者你要唱的真的很不一样才行。我们以前可能混个60分就能入行，现在不行了。
最起码我还经历过唱片辉煌的年代，我还跑去香港当了一阵“天王杀手”（指当年周华健的唱片销量超过了四大天王）。当年我的专辑能卖到五六百万张，那迈克尔·杰克逊也只有2000万张嘛，我差得也不是很多嘛，大陆有10亿人口，我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梦做完了，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网络时代来了，整个唱片业因此失落了好几年，我也失落了好几年。现在一个歌手再好，都没有销量了，都只能在网上看点击量了。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是幸运的。
你到底是不是这块料
有时候我会适度提醒我的学员，比如没卖出歌，写很多歌摆在抽屉，这个是很自然的事，谁不是呢？
有次我要在台北办一个小型的演出，去翻以前的卡带，那些当年我自弹自唱，想拿出去卖的歌。十几首歌放出来听，听完一首，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下一首、下一首”，最后终于挑到一首还算比较OK的歌。后来真的拿去演唱会上唱，发现其实连那首歌都不能听。我这回在“好歌曲”收的这盘专辑叫《江湖新能量》，其实一个歌的主歌怎么转到副歌，副歌应该怎么样，这都是需要时间，需要很多江湖经验的。
可能到五六年的时候，我才比较通盘地掌握了一些“江湖经验”。我从当助理时写一堆烂歌，到后来可以很幸运地出第一张唱片—当然那时提供给自己的，也是一堆烂歌。我记得是在做第二张唱片的时候，我才突然一下子了解，歌不是写给自己听的。我每天都在想，我这是个旷世巨作，这个音符这么转多好啊，但别人听了都无动于衷，然后你就觉得：你不识货，你不是伯乐……没用的。
有很多人喜欢说，我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可是你为什么要拿给我听？为什么想有共鸣？
我之前说一个歌手很重要一点是认清自己的实力，要知道我是不是有天赋干这一行。但人很难有自知之明。这是最难解的问题，谁都说我不行，我就行给你看，谁不想这样子？最后光耀门楣了，打你一嘴巴，谁不想这样？
我前两天看张大春老师接了个电话，对方问，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张大春这个人很急躁，说我哪儿知道，知道我就开班授徒了。你只能多写、多看、多听、多练习，但你到底是不是这块料，谁也不知道。然后电话就挂了。
我也有过很低谷的时候。2000年左右，突然有个新潮流来了，R&B、Rap出来了，我的歌写出来就是旧歌。就像写《红豆》的柳重言老师，他的歌里就有1990年代的味道，我和他是一样的问题。
我当时迷失过，试着学写说唱，学写R&B，又回到写烂歌的年代。大概两三年后，我发现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充实自己的时候，而不是抱怨。低潮期的时候我也没有每天躲在家里摔玩具、哭。我在自省，唱片我可能不能出了，可是现场演唱反而效果会很好，因为跟着我的歌长大的人已经工作、结婚了，他们都成了有
消费力的人。这时候你看到有人带小孩来听我的歌，我就开玩笑说，我的歌迷比周杰伦的还年轻。
（南方周末实习生蔡佳茵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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