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的哄抢”，该怎样去平息

　　9月5日上午，兰州高速公路一辆载有葡萄的大型货车发生侧翻。听说“葡萄车”翻了，附近不少村民拿着塑料袋、编织袋来抢葡萄，还有人干脆坐在路边吃了起来。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有不少人还开着车、骑着摩托车和自行车来装运。还有人打电话，让亲戚朋友赶紧开车前来拉葡萄。

　　再寻常的事情，轮番发生、周期上演，也多了层“宿命论”式的意味。一如“哄抢”，频繁发生，俨然可称作一种“文化乱象”。

　　抢葡萄事件，虽是小事却引发舆论热议。究其原因，作为旁观者的多数民众，也已然对此类劣迹有所反思了。确实，一再的哄抢，必得以一再的抨击“回应”。如若不然，便无异于默认“哄抢”具备的道德地位。

　　探究“哄抢”何以发生，成熟的言说路径其实很多。例如，此间历来有“法不责众”之说：一方面，立法层面对集体行为中个人责任的厘定，一贯很暧昧和无奈;另一方面，在执法层面，“哄抢”参与者众多，取证、追责天然面临极大的技术困难。这些，都激励着人们“哄而抢之”。除了司法规束不力，“哄抢”本身也是极重要的导火索——当“众人同抢”，个体就会陷入“群体无意识”。从流于集体的狂热，消弭了负罪感、获得为恶的勇气。

　　在一些心理学家看来，“群体相较于个体，更冲动、缺乏理性、没有批判精神、夸大情感……”此一论断，用以解剖“哄抢”，简直量身定制般的合适。当很多人一起，捡拾着公路上那一箱箱葡萄，兴奋的参与者并不会意识到自身行为不当。

　　或许，“众人同抢”的齐整景象，冲淡了理性人的羞耻心;“先抢先得”的竞争关系，又推着路过者赶忙“下水”。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主流社会的价值底线，在垂手可得的“待抢物”前短暂休克。

　　哄抢，似乎无解地轮回。事实上，只有充分社会化的人，才能具备足够的自我约束力。而“哄抢”却恰是逆社会化、唤醒人类最“自然性”一面的过程。“将哄抢归罪于劣根性”的论调，逻辑上并不成立。

　　观望彼地的成功经验，可知唯有更坚定的“社会化”，才可化解“哄抢”中那种唤醒“自然性”的强大能量。此处所谓“社会化”，当然是指更持续、全面、有效的公民美德的推广。事实上，我们生活的周边，一直具备相关条件：每当被“哄抢者”声泪俱下后，都不乏同情乃至“送还”的哄抢者。可见，根绝“哄抢”，就先当强化这种“同理心”——当然要置于建构“公民美德”架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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